<br /><br />儿童是国家的未来,这些残障儿童对我们国家的儿童福利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课题。目前,可以看到的是,高额的医疗费让这些家庭背上了沉重的负担。
　　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让家长对“产检”寄予太高的期望,对“生育选择权”慎而又慎,反复掂量。
　　但是,据全国出生缺陷监测数据显示,我国每年约有20万至30多万肉眼可见的先天畸形儿出生,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,先天残疾儿童每年出生高达80万至120万,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%至6%。
　　儿童是国家的未来,这些残障儿童对我们国家的儿童福利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课题。目前,可以看到的是,高额的医疗费让这些家庭背上了沉重的负担。
　　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占美柏对记者说:“由本案延伸的一个焦点问题是:怎样保障病残儿童的培育与成长?病残儿童的先天弱势如何才得以矫正?”
　　占美柏向记者指出:病残儿童的出路不外乎三:
　　其一,自力自理。家庭自行负担病残儿童全部的治疗与抚育,所有的经济与精神压力由病残儿童的父母及其本人独自承受,如此,病残儿童的先天弱势极有可能扩及家庭,陷家庭于贫困；
　　其二,公益慈善。经由网络媒体或民间组织介入,有选择性地对个别案例予以追踪和援助,然诉之于公众的同情与良心,路径偏狭而脆弱,十有一二得助即为万幸,更添无助者焦虑与不平；
　　其三,制度救助。经由健全的社会救助机制,对有需要的特殊群体予以齐一的保障和救助,此为上策,亦是方向。
　　占美柏认为,人人生而不同,病残儿童因其先天弱势而自始处于社会竞争链条的底层；人人生而平等,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生态中,没有人当因其不同而被社会共同体所排斥、遗弃。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准,存于其对待社会弱者的姿态与策略之中。病残儿童的成长与梦想,不应当成为其家庭不可承受之重,不应当托付于社会公众偶发的恻隐与怜悯,而应当由常规的制度救助,给予恒定、可靠的支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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